愤怒、烦躁、自责、过分敏感或警觉、无法放松
头痛、疲乏、失眠、做恶梦、容易惊吓、感觉呼吸困难或窒息、哽塞感、肌肉紧张等。情绪方面：常出现害怕、焦虑、恐惧、怀疑、不信任、沮丧、忧郁、悲伤、易怒，绝望、无助、麻木、否认、孤独、紧张、不安，愤怒、烦躁、自责、过分敏感或警觉、无法放松、持续担忧、担心家人健康，害怕染病，害怕死去等。认知方面：常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信，无法做决定，健忘、效能降低，能把思想从危机事件上转移等。行为方面：呈现反复洗手、反复消毒、社交退缩、逃避与疏离，不敢出门、害怕见人、暴饮暴食、容易自责或怪罪他人、不易信任他人等。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危机的心理反应通常经历四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冲击期，发生在危机事件发生后不久或当时，感到震惊、恐慌、不知所措。如突然听到北京爆发非典，亲人得了非典，医护人员感染非典，非典患者骤增等消息后，大多数人会表现出恐惧和焦虑。其次是防御期，表现为想恢复心理上的平衡，控制焦虑和情绪紊乱，恢复受到损害的认识功能。再次是解决期，积极采取各种方法接受现实，寻求各种资源努力设法解决问题。焦虑减轻，自信增加，社会功能恢复。最后是成长期，经历了危机变得更成熟，获得应对危机的技巧。但也有人消极应对而出现种种心理不健康的行为。第三节 案例分析：危机中的心理干预我知道你是那个医院’的啦，你是治心病’的。5月10日，当穿着厚厚隔离服的郭红利，第二次走进北京地坛医院那间SARS病房时，一位职称为主任医师的非典患者李山说：咱们是同行。不过，我现在没有心理问题了。那个医院指的是北京安定医院，一家以治疗精神病闻名的医院。在北京的俗语里，把你送进安定医院，意味着你精神有毛病。在非典医院，郭红利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从隔离的驻地走到被隔离的医院，到医务科报个到，问问有没有重点病人，然后穿隔离服，进入SARS病房。看望几个病人后，坐在他们的病床前交流。在病房里我没法看表，常常出来时已经过了中午。出病房后，我会开医嘱，给一些需要服抗抑郁药的病人增减药量。病房里的东西不能带出来，我也没法做笔记。晚上，我要凭记忆，把病房里的谈话记下来。这是少有的临床资料。进SARS病房，和SARS病人聊天，是这位心理医生的工作内容之一。郭红利对李山说：那天我不是来给你看病的，我只是觉得你一个人住一间房很孤独。现在你有病友了，看样子也精神多了，我为你高兴。李山，是郭红利进病房第一天看望的病人之一。郭医生说：他的职称比我高，还带着医学硕士生。可是他被感染后，却一直否认自己得了SARS，躲在家里不肯治疗；被送来住院后，他说自己是学医的，知道这病没有特效药，说不如马上死了好，拒绝治疗。第一天见面，他问我，你说这病能治吗？我说，你的命已经保住了，只要你配合治疗。我们谈了各自的家庭、经历、人际关系，还有时事政治，很投机。我走时，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郭红利说，这里的医生非常担心李山因为心理问题出意外。知情人士说，在北京一些医院，确实发生过非典患者自杀的情况，甚至有些非典疑似病人也做出过极端行为。黎丽的妈妈就是一家数口患病，丈夫亡故后自杀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正在上高中的黎丽就变成了孤儿！自杀，成了悲剧中的悲剧。据说，这促使政府做出了让心理医生进入非典医院的决定。郭红利是在刚端起碗吃饭时，被紧急通知去开会的。当时要求不许迟到，一去才知道要组织一支心理卫生队’，进驻各个非典医院。我被分到了地坛医院，我打电话问自己何时到岗。地坛医院说，能快来就快来，这里问题多了：想自杀的，不吃饭的，不愿治疗的。就这样，心理医生郭红利带着两封心理疏导信来了。一封信是写给战斗在SARS一线的医务人员，告诉他们如何接受现实，如何学会放松和调整自己，如何学会寻求帮助，以健康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另一封是给病人的，他们称呼病人为亲爱的朋友。这个病太需要眼神了我拿出体温表一看，37.7℃，我当时全身都麻了。正在小汤山医院治疗的柳青青是某医院护士。4月17日，她上门为社区居民打针。18日再次上门时，才知道那家人全家染上了SARS。隔离了三天之后，柳青青觉得手心脚心发烫，把体温表拿出来的一刹那，她就知道自己完了。和她一起染病的，还有同事苏雅。4月21日，两人被送进了北京第六医院。那些天我情绪特别暴躁，委屈、想家、恐惧，满脑子都是叶欣。我老想知道叶欣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她会恶化？我恶化了怎么办？叶欣能死，我为什么不能死？我整夜整夜睡不着，瞎想。苏雅和我一屋，她的病情比我重，我生怕她半夜没气了，一想到她被推出去抢救，剩下我一人，我就觉得我肯定会死，这种恐惧感就会要了我的命。柳青青清楚地记得，5月2日上午，医生殷岳和周哲来查房。他们一进来，柳青青就缠住了殷岳，苏雅就缠住了周哲，一个说你告诉我叶欣到底是怎么死的，另一个问大夫，你说我到底会不会死。全副武装的周哲走到苏雅的床边，拍拍她的腿说：你放心，我绝对把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