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可以获得t-1年度（样本1）或t-1和t-2年度（样
在本书研究中，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证券之星网站与复旦金融期货研究所共同研究开发的“证星—若山风向标”财务测评系统。该财务测评系统自2001年1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已经对上市公司进行了四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综合财务测评，在评价上市公司财务质量以及鉴别财务异动公司以警示财务风险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行业的分类以证券之星为基准，进行适当调整与合并。股权结构等公司治理方面的信息，则从公司年报中逐一确认取得。样本数据以“证星-若山风向标”财务测评系统为基础，选取满足以下条件的公司作为最终样本：（1）持续经营高风险公司：公司在t年出现首次净亏损(14)，而且可以获得t-1年度（样本1）或t-1和t-2年度（样本2）相关数据；研究期间包括2000年、2001年；（2）持续经营低风险公司：与高风险样本处于同一行业，在研究期间（1999—2001）内始终盈利，并且营业利润/总资产始终不低于5％的公司，各年度相关资料可以获得；（3）检验模型判别效率的样本：2001年净资产收益率 (ROE) 小于2％的微盈公司，而且该年度相关数据可以获得。同时，还须满足以下条件：（1）每年4月30日之前公布该年度财务报告；（2）发行A股或同时发行A股与B股的上市公司；（3）不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因为B股公司必须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这可能导致其财务报表显著异于A股或AB股公司；要求样本公司不属于金融行业是因为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显著不同于其他行业。3.2.1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描述以下，我们通过表3-2、表3-3和表3-4对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表3-2建模样本的年度分布表3-3建模样本的行业分布表3-4测试样本的行业分布3.2.2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和单变量分析首先，我们分别列出治理效能维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单变量检验的结果（见表35和表36）。表3-5治理效能维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3-6治理效能维度变量的单变量检验从表3-5和表3-6看，539个样本的股权结构分布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整体基本一致，其中国有股东控股的样本占75％，绝对控股类型和相对控股类型的样本各占一半，而非国有股东相对控股型的样本仅占18％。股权结构方面，高风险公司与低风险公司存在显著差异，高风险公司中非国有控股股东型、相对控股型以及非国有股东相对控股型的比重显著高于低风险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持续经营三因素模型”的推测。大股东通过“应收款”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比较严重，539个样本中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平均比重为13.76％，最高的甚至达到84.88％，而以三类应收款（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占款现象最为严重，平均为34.51％。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在1999—2000年就开始出现，539个样本中有28％承担了担保责任。其中，高风险公司其他应收款（三类应收款）比重更高、为他人提供担保更为频繁，这使得公司资金缺乏、徒增财务风险，也可能是导致公司陷入持续经营高风险的原因之一。单变量检验显示，两类公司在大股东占款和对外担保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从539个样本看，我国上市公司经理层激励和约束机制建设不尽如人意。19％的样本中董事长身兼总经理，内部执行董事平均拥有董事会的1/4席位，虽然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比重较高（平均62.09％），但是零持股、低持股现象依然普遍，解决委托—代理困境的主要机制——规范业绩考评的建立和实施并不理想，539个样本中只有24％建立并实施了初步的规范业绩考评。不过，低风险公司的建设与实施情况明显优于高风险公司，绝大部分高风险公司没有建立规范的业绩考评机制（83％），而低风险公司则普遍建立了业绩考评机制（95％）；虽然两类公司在董事长兼职及高级管理人员领薪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高风险公司执行董事的比重显著高于低风险公司，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则显著低于低风险公司。1999—2000年期间，539个样本中有5％发生了控股股东变更，董事长或总经理撤换的比例平均达到26％。高风险公司股东结构和领导层稳定性较差，发生控股股东变更与董事长和/或总经理更换更为频繁，这可能是导致公司走向持续经营高风险的原因，或者是潜在高风险公司为了挽救高风险的无奈之举。接下来，我们列出经营质量维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单变量检验的结果（见表3-7和表3-8）。表3-7经营质量维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3-8经营质量维度变量的单变量检验表3-7显示，539个样本整体资产获利能力较强，资产利润率平均为9.66％，来自主营业务的利润率更是高达15.15％，而且公司累积的盈利也相当丰厚，扣除发行股本之后的股权权益占资产的比例平均为38.90％。从表38看，高风险公司与低风险公司的资产盈利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整体获利
